大概十年前,复旦曾经有一本社团刊物,名叫《常识》,借用潘恩的理念,又延续“五四”运动的关键词——“常识”。
我是在大二时从朋友口中得知《常识》的。当时,这本短命的杂志已经被校方“和谐”了。不知为何,《常识》从此在我脑袋中从此占据了特殊位置,让我一直想对她的发展一探究竟。
今晚,我终于在BBS上读了一些《常识》的文章,聊聊数篇,已经让我对这本杂志产生了好感,甚至敬意。不少文章虽然思想和文笔仍然透出稚嫩的气息,(据说《常识》也时常出现错别字),但读来却很让人畅快,皆因文章的主题主要是围绕学生的,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考察问题的,是试图发出学生自己的声音的。换而言之,这是一本试图捍卫学生权益及其主体地位的杂志。虽然我读到的《常识》的文章都是后期的,(据说《常识》在后期开始走向学术化),但仍然有不少文章辛辣独到地探讨一些校园问题,比如社团发展与校方管制,报亭被拆的背后原因等等。我喜欢这本《常识》杂志的另外一个原因是,她的主题是严肃的,而语调大多是诙谐轻松的。
我在复旦生活近四年。我感觉校方并不尊重学生的声音与意见,校方是管理者,学生是被管理者,是被要求乖乖听话、好好上课的小孩。既然校方并不在乎学生的声音,那么校园里自然也并没有真正发出学生声音,站在学生角度办的媒体。在复旦这个小社会里,没有真正的公共领域。我想起自己在《复旦青年》的那一段经历。那时我写了一些所谓的大稿,(有些为了迎合所谓的深刻与意义的意味),但我同时也很疑惑,为什么我们坚持用专业的精神办出来的报纸,并没有得到普通同学的欢迎呢?更多的时候,《复旦青年》只是一份新闻人自娱自乐的报纸。看了《常识》,我似乎明白了一些,那是因为《复旦青年》上并没有多少与同学切身利益相关的报道。《复旦青年》有点自命清高,会因为一些事情过于鸡毛蒜皮不去报道,但又有点懦弱,不敢道出校园生活背后的隐形体制。当然,这个懦弱直接跟《复旦青年》所赖以生存的体制相关。不过原因还可能远比这些复杂。学生久经“锻炼”,已经培养出一种对政治与公共事务敬而远之的态度了,大部分人都能忍则忍,并尽可能在体制内利用好资源为自己某利益,填简历。这是否也是当代中国这个大社会的一种缩影呢?
现在,复旦里已经没有什么人知道《常识》了。我在想,或许我可以用某种方式记录她曾经的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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